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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44年，法国巴黎。

    暮春的午后，阳光薄薄地铺在墓园的石径上。

    唐英来得很慢，扶着小儿子的手臂，一步一步地挪。风从远处的松林间穿过来，带着松脂的凉意，把她灰白的头发吹起来，又放下。

    她在门口停了一下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。新剪的短发，齐齐的，露着耳朵。她对着门口的虚空笑了笑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青瓷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剪了头发，你认得出我吗？”

    没有人回答。唯有风声。

    小儿子要扶她，她摇摇头，自己走。柏油路有些年头了，裂了缝，缝隙里长出细细的青草。她走得很慢，慢得像是在丈量这几十年的距离——从上海到北平，从北平到纽约，从纽约到巴黎，她走了大半辈子，终于走到了。

    她看见了那块碑。

    雨水将黑石洗得发亮，碑上“顾门沈氏青瓷之墓”八字肃穆。旁边的那行小字，她看了许久：“她来过，很好看。”然后她弯下腰，把怀里那束玉兰花放在碑座上。

    “我来晚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没有人应。她蹲下来，蹲得很慢，膝盖咔咔地响。她伸出手，指尖触到“沈”字那一道刻痕，慢慢描过去，一横，一竖，一撇，一捺。她描了三遍。

    “青瓷，”她的声音有些哑，“你是姐姐还是我是姐姐？以前你总叫我英英，可你比我小。你一直比我小。现在好了，我要做一辈子的姐姐了。你眠青山侧，我望星河远。你在那边等着我，不要乱跑。”

    她的眼泪终于落下来。不汹涌，只是一滴，从眼角滑下来，顺着皱纹，落在碑座上，落在玉兰花瓣上。

    她想起很多年前，在上海，她们第一次见面。唐英那时刚剪了头发，穿着洋装，一进门就看到了那抹惊艳了岁月的瓷青色：“你好，我是唐英。”她主动伸出手，笑容灿烂，“可以认识你吗？你真是我见过最美的人了，像画儿里走出来似的。”沈青瓷起身，轻轻的握住了她的手：“你好，我是沈青瓷。”

    “沈青瓷……真好听的名字，跟你人一样。”

    后来她们一起在复旦读书，不上课的时候，她们就坐在玉兰树下，一人手里一本书，各看各的。有时候她看累了，偏过头，看见沈青瓷还在看，阳光落在她脸上，把她整个人都照得透亮。她那时候想，这个人，怎么这么好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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